清晨，普照寺内空气清新，弥漫着的还有历史的厚重感。在普照寺碑墙上，那一块块题刻、碑文诉说着无尽古刹情怀。在这8通碑碣中，“任弘业谒三贤祠题诗碑”讲述的是泰山吸引四方士子前来学习的佳话。
此碑原在五贤祠，1984年移置普照寺碑墙保存，刻于道光庚寅，即道光十年。诗为“谒三贤新祠有感：泰山郁其高，徂徕屹相峙。中有一涧流，潺汨无尘滓。独立对峥鸿，三贤尤未死。况昔讲书堂，遗迹尚可指。清风能感人，康公复葺理。曰余慕前哲，私心常仰止。再拜瞻新祠，向往不能己。想见三先生，谈经共一几。大义发尊王，侃侃如在耳。胜地得重光，赋诗用志喜。贞民系石镌，贻之鲁君子。（庚寅秋日，会稽任弘业题）”
三贤祠，此祠在唐时代为道教“栖真观”，宋初辟为学馆，后称“泰山上书院”。明嘉靖间祀石介、孙复神像于此，称“仰德堂”，后又增祀胡瑗，改为“三贤祠”；清道光七年，泰安知县徐宗干由奉朱熹、赵国麟神于此，遂称“五贤祠”。五贤祠曾毁于文革，2000年修复，现分为东西两院，东院为祠，西院为讲书堂。
书院是我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文化教育组织形式，起于中唐，成于晚唐，盛于宋元，推广于明清，并延续到近代。泰山处于儒家开山鼻祖孔子的近邻，其古近代书院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，有其鲜明的特色。泰山书院，又称泰山上书院，是“宋初三先生”胡瑗、孙复、石介读书讲学的地方。
泰安市和圣柳下惠研究院副院长马东盈在参加2011年国学论坛时谁介绍，北宋初年，长期战乱造成文化凋敝，教育荒废，亟待重新整顿。统治者鉴于唐朝教训，对外妥协，对内加强中央集权，限制武将，擢用文臣，通过科举选拔大批下层文人充实官僚机构。在这种大背景下，各地兴起了一些集教学、研究于一体的民间私学——书院。号称“四大书院”的庐山白鹿洞书院、河南应天府书院、湖南岳麓书院、云南石鼓书院开风气之先，各地起而响应，一时盛况颇为可观。泰山书院便在此一时期出现。当时，范仲淹的门生孙复、石介、胡瑗为弘扬儒学，来泰山创办了书院，其规模虽不及名的“四大书院”，但对当时促进泰山乃至山东地区的学术发展，培养人才，改变民风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孙、石之后，泰山兴办书院之风不绝，如明代李汝桂的育英书院、宋焘的青岩书院、清代赵国麟的泰山书院、徐肇显的徐公书院、许莲君的怀德书院等等，无一不打出泰山书院的旗帜，使古老的泰山书院成为一方之望，泰山的文化地位大为提高，四方士子纷至沓来，成为泰山文化史的一段佳话。
泰山书院是北宋初年建立的山东境内最早的、最为着名的书院之一。当时的泰山书院，一方面通过与社会名流和地方名士的交游来争取各方力量的支持，以此打出书院的名号；另一方面，也通过招收学徒、开展学术交流，在讲学方面做到精进。而且，一些优秀的学士，还被推荐进入仕途，效果非常明显。对于儒学的复兴、人才培养、教育普及等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，在宋代乃至中国学术史和教育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。而且，无论是其办学思想还是办学形式，至今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。
此外，马东盈介绍，书院的发展，与本地儒学传统、私学发达的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。书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，在从泰山书院看，便能得出明确的结论。而书院的恢复与发展，往往借力于前代名人遗泽之地。作为儒家先驱的柳下惠，他当年的柳下书堂成了后世念念不忘的“圣迹”。如今，书堂及碑刻均已不知所在，但和圣教化，故里犹存。新泰羊公祠书院也是一例。
